美術館裡的通靈者之夢－談彭弘智的《未完成之作》

撰文者：吳宜樺

未完成作品的存在論困境

什麼是「未完成之作」？當創作者已然逝去，作品又如何可能被「完成」？彭弘智的個展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存在論悖論：透過靈媒與觀落陰的儀式，他嘗試與田啟元（1964-1996）、陳明才（1961-2003）、周逸昌（1948-2016）等英年早逝的劇場工作者展開跨越生死的對話，試圖探詢他們是否懷有未竟的創作遺志。然而，這個藝術計畫的核心困境顯而易見：如何在不僭越逝者本意的前提下，以當代藝術的語彙重新活化那些因死亡而中斷的創作能量？這不僅是一個美學問題，更是一個涉及倫理與詮釋學的深層議題。

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為我們提供了思考這一困境的理論框架。他指出，任何具有歷史意識與傳統背景的理解事件，都必然蘊含著過去文本與當下情境之間的辯證張力。理解從來不是單向的訊息接收，而是一種真正的對話——理解主體與理解對象在歷史效果意識的作用下進行的互動與再創造過程。在這種動態的詮釋過程中，歷史文本與當前語境之間的張力揭示了歷史不斷被重構的根本特性。理解，因此成為了這種重構活動的產物與驅動力。

伽達默爾的洞見提醒我們，理解歷史或傳統絕非單純的懷古復舊，而是在「當下」與「過去」之間建立起一種持續而富有張力的對話關係。這種對話的本質正在於其內在的矛盾性：我們既必須尊重歷史文本的獨立性與自主性，又無法完全擺脫當前理解視域的必然介入。彭弘智的藝術實驗恰恰將這種詮釋學張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極致。當「文本」變成了缺席的逝者，當「對話」必須仰賴靈媒的神秘中介，傳統詮釋學所面臨的張力便獲得了一種超現實的具體化：我們如何能夠駕馭而非簡單消解這種張力？如何在尊重死者沉默的同時，又不放棄與他們對話的可能性？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不在於技術層面的解決方案，而在於藝術家如何直面這種不可能性本身——承認缺席者的永恆缺席，同時又在這種承認中發現新的創造可能。

彭弘智，《會飛的牆》，2025，機械裝置，現地製作，尺寸依場地而定，圖像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穿越的通道：〈會飛的牆〉

展覽入口的〈會飛的牆〉（2025）設置了一個關鍵的空間隱喻。黑白交替移動的牆面在狹長通道中往返，觀眾幾乎與牆擦身而過。牆面中央的圓洞從白面看位於右側，從黑面看卻在左側，這種視覺錯位讓觀者體驗到空間座標的顛倒。

這件作品巧妙地處理了「過去」與「當下」的空間性問題。移動的牆面象徵著時間的流動與阻隔，觀眾在前進後退間體驗的不僅是物理空間的變化，更是時空認知的錯置。當白牆推進時燈光漸熄，空間被吞噬至黑暗，這種「光的呼吸」節奏呼應了靈媒所描述的「由光明走向黑暗，再由黑暗回歸光明」的世界景象。藝術家並未試圖重現某種神秘體驗，而是創造了一個讓觀眾主動體驗時空錯置的裝置。這裡的張力在於：觀眾明知這是藝術裝置，卻在移動中真實地感受到了空間認知的不穩定。

物質記憶的擺渡：〈開光的吊燈〉

位於展場中央的兩座70年代吊燈承載著更直接的歷史張力。這對吊燈是藝術家在基隆所購得得老屋中發現，當他無意中開啟老式開關時，斷電多年的吊燈神秘點亮。這個「神秘的奇蹟時刻」成為作品的起源，但關鍵在於藝術家的後續處理：他將吊燈燈桿加長，以機械裝置賦予其緩慢規律的擺動。這個改造行動體現了藝術詮釋張力的精髓。一方面，吊燈作為物質文本保留了70年代的時空痕跡，藝術家尊重其「神秘點亮」的原始經驗；另一方面，機械化的擺動卻是當代藝術的詮釋語言，將宗教儀式的肢體動作轉化為機械美學。擺動的節奏既象徵靈魂的搖曳，也借鑒道教儀式中的擺動語彙。這裡的張力不被消解，而是在機械與神秘、過去與當下之間持續震盪。

彭弘智，《開光的吊燈》，2024，機械裝置，60 × 60 × 210 公分 × 2組件，圖像由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跨時空共創的實驗

展覽的核心作品是一部90分鐘的影像裝置作品，九十度夾角的大牆面呈現靈媒訪談及根據溝通結果完成的劇本演出。前段黑白紀錄片記錄探訪靈媒的過程，後段彩色影片則是由表演團體的詮釋演出。這種結構設計本身就體現了張力的處理策略：黑白影像強調「客觀記錄」的姿態，彩色演出則坦承「主觀詮釋」的立場。但真正的張力在於：當靈媒轉述田啟元希望「更實驗性的肢體語言」時，這究竟是逝者的真實意圖，還是當代藝術家對90年代前衛劇場的想像投射？彭弘智並不試圖解答這個問題，而是將這種無法驗證的狀態作為創作的核心。這種「共創」模式挑戰了藝術創作的主體性—創作者既是彭弘智、靈媒、表演者，也可能是那些早已不在的劇場工作者。

美術館作為靈界劇場

整個展覽美術館中營造出「現實與彼岸」交錯的空間感，但這種神秘氛圍並非為了強化靈性體驗，而是為了凸顯藝術詮釋的問題意識。當通靈儀式從傳統的宗教脈絡移入當代藝術的展示空間，當私密的靈性溝通成為公共的美學經驗，這種脈絡的移轉本身就產生了新的意義。觀眾在美術館中觀看「通靈」，既保持了理性的距離，又無法完全抗拒其感性的召喚。這種雙重態度恰恰體現了當代人面對歷史與傳統時的複雜心境 — 我們既懷疑又渴望。

張力的駕馭而非消解

彭弘智的《未完成之作》最終並未完成任何一位逝者的作品，也沒有提供關於台灣劇場史的權威論述。相反地，它揭示了歷史重構的根本困境，並將這種困境轉化為創作的動力。透過靈媒的中介，藝術家既尊重了逝者的「不在場」，又坦承了當代詮釋的「不得不介入」。這種創作方法的意義不在於是否真的與逝者對話，而在於它如何處理我們與歷史、與傳統、與缺席者的關係。在全球化與數位化的時代，當歷史記憶日益碎片化，彭弘智的實驗提供了一種另類的可能 — 不是通過學術研究或文獻整理，而是通過身體的、感性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方式重新連接過去與現在。正是在這種張力中，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在當下被重新活化，我們對台灣劇場史的理解也因此得到拓展。這個時距讓過去發生的事產生了新的意義 — 不是作為既定的歷史事實，而是作為持續開放的詮釋空間，邀請每個觀者成為這場跨時空對話的參與者。